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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商2022年业绩考：9家预计净利润同比下滑******

　　本报记者 龚梦泽

　　受疫情和多重外部因素影响，2022年汽车流通行业整体出现下跌，销量和利润双双下降。尽管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多家经销商业务情况有所回暖，但仍未能改变行业整体下滑的态势。

　　日前，各大汽车经销商集团和服务商陆续发布了2022年全年业绩预告。《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了9家头部企业的数据(包括7家A股上市汽车服务商和2家港股上市汽车经销商集团)，包括庞大集团、广汇汽车、永达汽车、广汇宝信、申华控股等净利润皆出现同比下滑。

　　同花顺iFind显示，在已公布业绩预告的9家企业中，按照预告净利润上限排名，大东方、阿尔特和上海物贸位居前三，分别达到了2.1亿元、1亿元和5330万元。

　　然而，即便盈利排名靠前，但从净利润变动情况来看，上述3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大东方预计2022年净利润为1.5亿元至2.1亿元，下降幅度为76.58%至67.22%；阿尔特预计净利润8000万元至1亿元，下降幅度为61.04%至51.31%；上海物贸预计净利润5330万元，下降幅度为63.92%左右。

　　净利润榜单中，排在第四位的是浩物股份，2022年预告净利润上限仅为480万元，其也成为上述9家企业的盈亏分界。靠后的申华控股、广汇宝信和庞大集团预计2022年亏损至多为2亿元、7亿元和11亿元，其中申华控股净利润跌幅高达583.8%。

　　事实上，在过去一年中，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汽车销售行业困难重重。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研结果显示，2022年全年有约90%的经销商未完成销量目标，接近一半的经销商处于亏损状态。

　　作为曾经全国经销商的龙头，A股上市经销商广汇汽车成为目前亏损最大的汽车服务商。据公司业绩预告显示，广汇汽车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8亿元到-26.7亿元。

　　记者查阅9家公司业绩预告发现，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多家公司均提及疫情影响。如阿尔特就表示，报告期内，疫情多月份多点散发，多地局部性反复封控，公司及客户员工陆续经历休假隔离期，因此项目执行进度及项目验收受到较大影响，导致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

　　据广汇宝信透露，业绩转盈为亏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度受疫情及各地防控政策影响较为严重。尤其2022年下半年集团位于西北、华北、西南及东北等地区的经营网点，均受到零星、散发性疫情的反复冲击和各地区不同封控政策的影响，这对集团4S门店的正常运营产生阶段性的较大冲击。

　　广汇汽车则表示，随着各地防疫政策逐渐调整，叠加购置税减半政策结束，公司为加快资金和库存的周转效率，对疫情期间积攒的库存车辆实施了让利销售，进一步侵蚀了四季度及全年的毛利。

　　流通协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1月份、2月份车市有望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2月份或将出现补偿性消费，3月份将有明显起色，4月份国内车市有望出现大幅度同比正增长。

　　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汽车作为大宗消费品，兼具复苏弹性和长期成长逻辑。而从产业链视角来看，相比体量庞大的整车板块，汽车经销服务商作为汽车产业链“神经末梢”，对于经济周期更敏感，也有望率先带动销量回暖和盈利修复。(证券日报）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